1．运动了

2．牛棚里

3．逍遥吧

4．扒书架

5．疯跑吧

6．填肚皮

7．学女红

8．叹流年

1．运动了

我得知要搞文革的消息，比许多同龄人都早。

一九六六年初春，父亲从北京开会回来，一大早就兴奋地打开一卷照片让我妈看：“会议闭幕那天，周总理接见了我们。看，我就站在总理后面第三排。”

他又指着坐在第一排的两个人：“这是孟启予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第一位播音员；这是梅益，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就是他翻译的。”

我正坐在一旁，细细品着老爸带回的“义利”面包。我是头回吃这洋玩意儿，就像猪八戒吃到了人参果。听他提到自己正在读的书，连忙凑过去看。

爸爸接着说：“总理在讲话中提到，国家马上又要搞运动了。”

“哎！这回不知道又该谁倒霉了。”老妈发出一声长叹。

“啥是运动啊？”我问。

“运动就是三反五反、反右四清。”

“那不都是整坏人吗？有啥可倒霉的。”我漫不经心接了一句。

我妈脸色开始变得凝重：“小孩儿家知道个啥！哪次搞运动不是把人往死里整。就咱家后排住的二妮儿，‘三反’时说她爸贪污，被人对着胸口一拳打多远，对面的人再原样怼回来。两个人像打球一样推来挡去，差点儿没被打死。”

我听得汗毛开始一根根竖起。二妮儿两口都是我妈他们厂的工人，她爱人剪了个偏分头，下垂的头发老爱遮眼睛，走几步就要甩一下。后来这习惯成了怪癖，院里一群小屁孩儿就悄悄跟在后面模仿。我扎着两根麻花辫，咋学都不像。每每笑得肚皮发酸。

运动的到来让人猝不及防。

深夜，我被一阵嘈杂惊醒。迷瞪着睁开眼，看到家里像遭贼洗劫一般：箱子倒扣在地上，书籍四处散落，就连床边的围挡布都被扯了下来。姐姐们满脸惊恐地站在床边，一个女人边推搡她们，边操着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大声呵斥：你们要站稳阶级立场，和黑帮分子划清界限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女人是个播音员。

爸爸的工作单位是党的喉舌，负责把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传遍五湖四海。小时候，我就是听着收音机里铿锵有力的“九评”，才记住了有个国家叫“难死（南斯）拉夫”，也知道了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有分歧。但我不明白，这个原本声音甜美的女人，为啥套上个红袖箍，就变得如此歇斯底里。

这帮人鸡飞狗跳地折腾了半宿，终于从箱底翻出个存折。他们兴高采烈地宣布：天一亮就去银行冻结“反革命活动经费”，随后呼啸而去。

面对着一片狼藉，我想起不久前和妈妈的对话，才明白那是一个“老运动员”发自内心的恐惧——这次轮到我家“倒霉”了。

窗外露出了一抹亮色，大地开始苏醒。老天总是准时翻篇，从不迟到。可我的生活却再也回不到过往。

恐怖的记忆从这个夏天肇始。

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做文章，不是绘画绣花，革命是暴动……”。最高指示成了摧枯拉朽的通行证。造反派假革命之名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。他们到处狼奔豕突，抄家、批斗、游街、打人成了随处可见的日常。砸碎旧世界的癫狂，让神州大地陷入到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中。

被誉为“庙小妖风大，池浅王八多”的中宣部首当其冲，陆定一和周杨成了走资派和大黑帮。而我爸从北京开会回来，刚刚传达了他们的讲话，这就成了他最初的罪状。

爸爸被关进了“牛棚”，除了审查批斗，还要戴高帽子游街。他性格刚烈，宁折不弯，拒不承认这些罪名，一连撕毁了几顶高帽子，又用脚跺得粉碎。在“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”的大环境下，他的不识时务和“死不悔改”激怒了造反派，被打了一顿后又五花大绑，生拉硬拽到马路上。

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。

一天，我到厂里的锅炉房去打开水。路过食堂的饭厅时，突然听到有人喊口号。好奇心驱使我趴在玻璃窗上偷看，原来里面正在开批斗会。一个男人站在中间，胸前挂着块一米见方的大钢板，钢板上穿着的两根细铁丝深深勒紧脖子里。那人的脖颈显然无法支撑沉重的钢板，腰被压得几乎弯成了九十度，所以我看不清面容。

待我走到对面换了个角度，看到钢板上竟写着爸爸的名字！我的心顿时缩成了一团，想转身，却觉得腿脚软成了一滩烂泥，只得傻在那儿瑟瑟发抖。好不容易缓过劲儿来，顾不上打水，赶紧低头溜着墙角回到家。

我把看到的这一幕偷偷告诉姐姐，我们提心吊胆地挨到天黑，终于等到了极度疲惫的父母。爸爸被钢板坠得太久，根本直不起腰，进门就躺在床上，竭力压抑着痛苦的呻吟。妈妈哽咽着告诉孩子们，厂里的造反派到上级机关去造反，把爸爸给揪了过来。其间还把她也拽上去陪斗。

我妈出身不好，受爸爸株连，也被下放到车间劳动。每天面对呵斥羞辱，三十多岁就白了头。

那时我十岁出头，弟弟才八岁多，“少年不知愁滋味”。偶尔和小伙伴们打闹嬉戏，被我妈看到就会发出哀怨的长叹：“你爸还关在牛棚里受罪，你们俩还能笑出声！”

笑声都成了对父亲的大不敬。家里终日充斥着忧郁和恐惧，曾经的欢乐和梦想都被埋葬在那个夏天，封闭在令人窒息的压抑中。

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，就这样匆匆结束。

2．牛棚里

爸爸被关进牛棚不能回家，妈妈让我去给他送换洗衣服。我心里没抓没落地纠结着：既渴望见到爸爸，又畏惧那天来抄家的凶神恶煞。一路上走三步退两步地踟蹰着，觉得这段路就像一条被拉长的猴皮筋，咋也走不到头。

小屋门口守着哼哈二将。为了防止“牛鬼蛇神”和家属传递消息，我带去的一切都要经过检查：衣服被抖搂开，裤兜甚至衬衣的袖口都被反复揉捏，就连我姐为爸爸烙的两张韭菜鸡蛋馅饼，也被那双腌臜手一层层掀开。查验完，他们不耐烦地摆摆手，示意我可以进去了。

我紧张得浑身冒汗，是因为衣兜里还藏着条“漏网之鱼”，那是妈妈写给爸爸的小纸条。出家门我就偷偷打开看了：“你要相信群众相信党，他们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。要多想想孩子们，千万不要走绝路。”

我妈的担心绝不是空穴来风。那段时间，“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”。除了殒命于棍棒皮带下的冤魂，还时常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。几天前，隔壁单位又有人从大烟囱上跳下来，把自己摔成了“自绝于党和人民”的“臭狗屎”。而我爸在第一次被游街后就曾说过：“如果他们再这样羞辱我，我就在路边的电线杆上一头撞死。”

显然，这句话成了扎在妈妈心头的一根刺。她就是想得到一句承诺，帮自己拔出这根刺。

来之前，妈妈反复叮嘱我要长点儿心眼儿，千万别被人发现。抗战时期爸爸就当过地下工作者，没想到二十多年后，我竟用这种方式接了他老人家的班。

小屋里光线幽暗，“牛鬼蛇神”们趴在桌子两边，正在写交代材料。

承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，爸爸全然没了往日的精气神：头发蓬乱胡子拉碴又黑又瘦，手腕上被捆绑的勒痕仍清晰可见。我鼻子一酸，泪水充满眼眶。可想想这不是抹眼泪的地方，又竭力忍了回去。

一位叔叔看到我，问：“这闺女上几年级了？”

爸爸愣怔了片刻，反问我：“你上几年级了？”

那叔叔点着老爸的鼻子：“你这爹当得真不合格，连孩子上几年级都不知道。”爸爸露出一丝尴尬的苦笑。

我委屈大了，心里说，就是，还爸爸呢！连我上几年级都搞不清！然后撅着嘴回答：“四年级。”

我把衣服和食物递给爸爸，见那叔叔又低下头写东西，才敢把小纸条塞给他。

爸爸快速扫了一眼，小声说：“让你妈放心！我不会走绝路，还等着还我清白呢！”

拿到了这颗定心丸，我总算是不虚此行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脑子里翻江倒海，拼缀的全是爸爸的零星往事。我妈在纸条中认定爸爸是好人，我也觉得他绝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，一定是被冤枉的。之所以如此“分不清敌我，站不稳立场”，则是凭着孩子的直觉。

在我的童年记忆里，书本和电影里的坏人总是花天酒地，纸醉金迷。可我爸不吸烟不喝酒，发了工资就进书店。他除了昏天黑地忙工作，回到家不是抱着本书，就是伏案写东西，从没带我们进过公园，逛过商店。他对孩子的管教，就是督促我们看书学习。父爱在他身上表现出的不是儿女情长，更多的是严厉。虽说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儿，却从不敢在他面前撒娇。

记得三年级我初学写作文，打完草稿，顺手从桌上撕了张稿纸想誊写一遍，却被爸爸吵了一顿：“这稿纸是我给单位写材料用的，公家的东西你不能用”。

我朝他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心想，真是个“抠三儿”，用公家一张纸都大惊小怪！现在想想，这么严于律己公私分明的好同志，咋会是坏人！

再说了，爸爸从北京开会回来，自然要传达上级领导的讲话。他也不知道中宣部的头头反党反毛主席，因为这就说他是黑帮，还挨斗挨打，我想不通！

“谁是我们的敌人，谁是我们的朋友，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”。更是一个孩子眼中的大难题。自抄家后，这难题就一直像团麻缠着我，剪不断，理还乱。

一边是血脉相连难以割舍的父亲，另一边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，我该如何选择？我相信爸爸是好人，却绝对不敢质疑光芒万丈的红太阳。

文革让我在懵懂中提前闯入了成人世界，却看不懂这个人人自危，个个发疯的世界的游戏规则。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头被蒙上眼睛，拉着石磨的驴，咋也转不出这个怪圈。

3．逍遥吧

摧枯拉朽带来了暂时的权力真空。在打倒校长批斗老师后，学校也陷入一片混乱。父母被批斗监管自顾不暇，我们这群“三天不打上房揭瓦”的小破孩，既不能像红卫兵呼啸街头“破四旧”，也不能当保皇派誓死捍卫某某某，就这样成了没人管教的“弃儿”，被抛在社会上自生自灭。

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，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挥舞巨手，大串联的红卫兵们穿梭在祖国大地。红宝书发到人手一册，大喇叭里每天吆喝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……”。走出家门，满眼都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，传单撒得像秋风呼啸时的落叶。每天置身于这种环境，谁又能真正逍遥于运动之外呢！

再说了，自懂事起,我们接受的就是“胸怀祖国，放眼世界”的教育。所以虽然穿着破衣烂衫，虽然时常饿着肚子，我们依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