罗章龙书自作诗

——“念楼壁上”之一

钟叔河（长沙）

抽刀断水水长流，语不惊人应便休；

五十年来无限恨，山林朝市各千秋。

罗氏自云此诗作于一九七八年，写成条幅赠我却是一九八五年的事。此时他已年近九十，但气色仍佳。

一九四八年在长沙，当时我还是个高中生，因家住河西，假日常在湖大阅报室和学生自治会等处留连。有次路遇一位身穿灰呢大衣、戴着黑框眼镜、手拿几册图书的中年人。同行的湖大外文系学生雷君告诉我，此人为经济系教授罗仲言，他和另一位教授李达一样，过去都是共产党。

罗仲言即罗章龙。他比毛泽东小三岁，一九一五年两人以“纵宇一郎”和“二十八划生”的署名结交，随后同组新民学会，同在北京与蔡和森、肖子升等“八个人聚居小屋，隆然高炕，大被同眠”（毛泽东《新民学会会务报告》）。一九二零年北大建党，最初成员为李大钊、张国焘、罗章龙、刘仁静、李梅羹，李大钊负责领导，张任组织，罗任宣传，毛泽东则回湖南建党。一九二三年中共三大，毛罗同时进入九人的中央委员会和五人的中央局。一九三一年六届四中全会，苏联将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硬塞进政治局掌握大权，罗章龙随即成立“中央非常委员会”对抗，被政治局宣布开除党籍。他于是进大学教书，成为了经济学教授。

一九八八年八月，我带着岳麓书社出版的《椿园诗草》到北京去看罗章龙。他已被安排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当顾问，在三道门住上了“部长楼”，很热情地接待了我，主动给我写了这幅字。写的诗却是《椿园诗草》中《炎冰室杂咏》九首之六，我看过了几遍的，于是便笑着问他：

“下一首还有两句，‘众口悠悠安足论，吠尧桀犬本寻常’，看来你老人家的牢骚不小呀。还有‘炎冰室’这个斋名，对世态炎凉恐怕也深有感触吧。听说你老早就申请恢复党籍，不愿学李达重新入党，结果并不顺利，是不是啊？”

“没得的事，没得的事。”他也笑着，连连摇手。

“你老也不想想，建党党员，三届中委，你老这样的资历，若是恢复了党籍，位置又怎么好摆呢？”我还是笑着问。

“没得的事还要问，你也是湖南骡子，太倔了。”

话虽如此说，他还是满面笑容。“语不惊人应便休”，看来他真是“休”了，一切都放下了，想开了。他一面笑，一面又拿出一本《椿园载记》来送给我。这是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印的，内部发行，乃是他的回忆录，头一节为《二十八划生征友启事》，最后一节中又谈到汪精卫误认他为铁路工人，向他表示“今后愿诚恳向中共工人同志学习”，可读性很强。

念楼壁上之二

——李一氓无题有赠

钟叔河

电闪雷鸣五十春空弹瑶瑟韵难成

湘灵已自无消息何处相寻倩女魂

李老（李一氓大我26岁）这幅字，是年4月写了寄来的。上款“无题书奉叔河同志雅鉴”，“无题”即是诗题。

此前不久，他有文《纪念潘汉年同志》，也用这首诗开头，并且解说道：“第一句指年汉年同志参加革命到年逝世；第二句指工作虽有成绩而今成空了；第三句指死在湖南不为人所知；第四句指其妻小董亦已去世。说穿了，如此而已，并无深意。”

显然这是一首追念亡友之作，虽然声明“并无深意”，其实还是大有深意的。

一九二六到七七年正好“五十春”，五十年来“电闪雷鸣”一直不停，电母不停地烧，雷公不停地打。前二十多年，潘汉年跟在雷公电母左右，烧的打的都是别人；后二十多年，老革命成了反革命，烧的打的就是潘汉年小董等“湘灵”“倩女”了。

诗人对此的感受，《纪念潘汉年同志》文中有所说明：“年‘潘杨事件’发生，有好多疑点……因为他和我是众所周知的好朋友关系，我也受了一些嫌疑……甚至有负责同志追问过我，‘潘汉年的事你难道一点都不知道吗？’所以对于这个案件，我也就只有避之唯恐不及了……从年算起，我们大家都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大风暴，有时惊心动魄，有时也目眩神伤……”

这番自述，岂不是对“电闪雷鸣五十春”更切实的解说，也就是这首《无题》深意之所在么，但他为何会将它“书奉”给我呢？

我和李老只有过“一面之交”，一次面对面的交谈。那是年3月，他不知从哪里见到几本《走向世界丛书》，便通知我进京开会。会期八天，彼此都忙。某次用餐时，他移樽就我，说有部由缅甸去英国的清人游记刻本相赠。我知道这是王芝的《海客日谭》，因已有复印本，便辞谢了，却急于向他说起曾国藩全集必须重编的道理来。他对于原刻《曾文正公全集》有哪些“不全”也感兴趣，听得津津有味。大约交谈了四十多分钟，连准备送他的一本我在劳改队时油印的《水浒叶子》（因为见过他介绍《明刻陈志莲水浒叶子》的文章）都来不及提，我便在陆续来找他谈“项目”的人快要围成一圈时告退了。

虽然只有这“一面之交”，李老却一直关心着我的工作和文字。9月和11月间，他两次来信，动员我将为《走向世界丛书》各种所写的前言“集合起来，印为一册”。后来《从东方到西方》准备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，他又写来了精彩的序言。年3月，《人民日报·大地》发表了我写的《潘汉年夫妇最后的日子》，一个多月后，便收到李老寄来的这首《无题》，这回他却没有另外写信。

李一氓是真正的老革命、老文化人。我还未出世，他就译过《土地问题》等许多书，编过《文化批判》等好些刊物。我六岁时，他就当上新四军和东南局的秘书长。年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当编辑，他则是中纪委副书记、中顾委常委。他和我之间的距离，实在大得很。

应该说，在很多方面，李一氓和我都是迥然不同的，我和他完全没有可比性。但是，迥然不同的两个人，某个时候也可能会产生某种共同的理念或感情，比如说，对《水浒叶子》的喜爱、对走向世界的关心……还有电闪雷鸣时的“惊心动魄”，对潘汉年之死的“目眩神伤”……

图片说明：

1．李一氓书《无题》诗

2．李一氓八八年十一月二日信

李锐的三次赠诗

——念楼壁上之三

钟叔河

今年九十七岁的李锐老，是我一九四九年进报社时的老社长，曾三次写诗相赠，其一云：

依然一个旧魂灵，风雨虽曾几度经。

延水洪波千壑动，庐山飞瀑九天惊。

偏怜白面书生气，也觉朱门烙印黥。

五十知非犹未晚，骨头如故作新兵。

此原是他的五十自寿诗，一九八二年（壬戌）写寄我时，他已经六十又五，“延水洪波”和“庐山飞瀑”早都过去，其本人亦非“新兵”而是中央委员了。

一九七九年平反改正时我四十八岁，到一九八二年正好年满五十，对于“作新兵”确实不够努力，但读到“依然一个旧魂灵”和“骨头如故”时，想起克伦威尔的名言“PaintmasIam”，仍不禁顿生“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”之感。

赠我的第二首诗《寄叔河老乡》，就是直接对我说话了：

次青并列谢恭维，无奈生平不合时。

幸有言辞飞网上，老夫尚保岁寒姿。

李锐和我都是平江人，次青为平江先贤李元度之字。二零零三年我作文悼念一九三三年苏区肃反错杀的“平江才子”毛简青，文中有云，“平江与江西义宁接壤，两地文风皆盛。平江古有李次青，今有李锐，都是有名的才子，毛简青生于二李之间……”都是如实叙述，并无意恭维也。文章亦未寄给李老看，是他后来在报刊上看到的，写诗寄来则是二零零四年（甲申）的事了。

二零零七年初朱纯去世，有哀启告知亲友，李老收到后立即寄来了挽诗：

患难夫妻难问天，贱民生活史无前。

鲋鱼涸辙相濡沫，同德同心是宿缘。

上款“朱纯同志乡贤千古”，下款“九十叟李锐敬挽”，随后又托朱正兄带来了纪念文章，曾在《芳草地上》公开发表。

我自幼体弱，怯于出行，至今只进京四次，并未与李老谈过朱纯的事。朱纯更只去看过一次他，李老和张大姐为她特设家宴，请来京中旧时相识的女同志贺富明等作陪。席间他对朱纯说：“钟叔河坐牢九年受了苦，你受的苦比他还多，朱正和柳思都这样说的，还把你做木模工养活几个小孩、凭本事做到了五级师傅的事也告诉我了。将你们夫妇这样率真、这样能干的人开除、劳改，害得骨肉分离，真是太不爱惜人才，太不应该了！”朱纯回来转述此言，仍然感动得流泪。

以上三诗，均已收入《李锐文集》第九卷《龙胆紫集》中，文字偶有不同，此处均依原件。

（13.12.29）摄影王平

念楼壁上之四：

钱钟书《山斋凉夜》诗

钟叔河（长沙）

孤萤没竹淡收光，雨后宵凉气挟霜。

细诉秋心虫语砌，冥传风态叶飘廊。

相看不厌无多月，且住为佳岂有乡。

如缶如瓜浑未识，数星飞落忽迷方。

“山斋凉夜旧什录呈叔河贤友雅属”，下钤图章“钱印钟书”“默存”。同时寄来的还有一封信：

叔河贤友如晤：除夕前了笔墨宿债，忆吾友与正兄曾索拙书，即写两纸，所录皆四十年前寓贵省时作诗也。正思寄奉，忽得尊函，摄影风度大佳，珍藏时时展玩，如见故人矣。内人畏写字请兄豁免。老翁既被役，老妇可从宽减乎，一笑。献岁有新，维身心康泰著述新富为颂。笔秃不成字，草此即颂俪祉。钱钟书敬上，杨绛同候，一月二日夜。

这“一月二日夜”是在八十年代初，那么“四十年前”正好是钱先生执教蓝田（今涟源）“国师”时。《国城》说，学校的规模不大，除了女学生和家眷，全都住在一个“本地财主的花园”里，这便是离蓝田镇不到半里的“李园”，也就是诗题中的“山斋”。

从来信看得出，我乞字的对象本是钱杨两先生。但钱先生宁愿自己在除夕前该放松休息时“被役”，也要替杨先生请求“豁免”。联想起诗中“细诉秋心”“岂有乡”的离人寂寞，这一对青春作伴白首同归的文人夫妇之伉俪情怀，确实令人忻羡。

钱杨的学问文章早由历史定位，完全不必再以书名；但我对两先生的书法，也和对他们的文章一样喜欢。署“钱钟书默存稿，杨绛季康录”的影印本《槐聚诗存》，至今常在我案头枕畔。书中一九四零年部分第二十九页下的《山斋凉夜》，和写给我的有两字不同，即首联中“没”字作“隐”，“挟”字作“蕴”，再就是末联中“如缶如瓜”有小注：“流星如缶如瓜云云，见后汉书天文志。”由杨先生秀雅的楷法写出来，和钱先生行云流水的手迹对观，用一句成语来形容，真是“四美具，二难并”了（“四美”谓两先生的文辞和书法，因为书中也有钱氏手迹和杨的文章）。

现在该说到“李园”和“国师”了。予生也晚，抗战胜利前足迹不出长沙和平江，未曾游涉李园，对国师却还有过一点点关系。大姐一九四零年前后读书安化桥头河，去蓝田不远，订阅了那里印行的《学与思》杂志，上面常见出自国师的文字。有篇记师生联欢，写到“父子教授”同时出席而态度迥异，年轻的那位语出惊人，丰采超群，着西装还打了根红领带。小学生的我对教授的名字不怎么关心，却记住了那根红领带。

第二年进了初中，“英文先生”是国师的毕业生，曾在课堂上讲过他的老师和太老师，一个英文系主任一个国文系主任，学问都非常之了不起，太老师却好像更偏爱自己的小女婿（也是国文系的老师）。这些故事学生们听过也就听过了，几个顽皮点的甚至还敢低头议论，“吹老师还不是吹他自己”。但因为红领带印象深刻，所以先生眉飞色舞的样子亦未能忘。

及年岁稍长，读过《围城》和《谈艺录》，又读了从王闿运讲到徐志摩的《现代文学史》，知道了“父子教授”的详情，理性上和感性上自然而然地认同和倾倒于钟书先生。八十年代编《走向世界丛书》，得到钟书先生青及，给予指导，对他就更加感激了。有次我和先生闲谈，谈到国师学生在湖南教书的很多，我自己就当过一个学期他学生的学生，却说不出那位“英文先生”的名字。他给我写《山斋凉夜》，称我“贤友”，可能也与这一谈有关，我以为。

就在这前后不久，某大学准备开“钱基博学术讨论会”，着手整理出版钱氏的全集。据说钟书先生对此不甚热心，表示反对“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，讲谈不痛不痒之废话，花费不明不白之冤钱”，引起议论。我向钟书先生问及此事，他回信说：

……先君遗著有独绝处，然出版尚非其时。其弟子辈尊师而无识力，急于刊行；弟于此事不敢置可否，蒙不孝之讥而已……

话说得很清楚，他不仅没有否定老先生的学术贡献，还肯定了其“有独绝处”也就是有学术价值，担心的只是“弟子辈无识力”，不能将其整理出版好。我不识相，却打电话去，说我虽然也无识力，但身在湖南，老先生在蓝田时印的《近百年湖南学风》六十四开土纸本是认真读过的，认为它确实“有独绝处”，还是想在湖南将其和李肖聃《湘学略》合为一册印行，请求允许。他笑答：“我这里只能一视同仁。湖南想印，就去找我的妹妹吧。”

于是我便去找了钟霞先生。她很快便授权了，并且写来了一篇充满感情的后记，最后几句是：“本书初版在蓝田印成……我一直珍藏着，文革初期它被当作“四旧”销毁了……岳麓书社居然寻得了一个初版本，重新付印，让父亲的遗著得与世人见面，我很感谢。四十多年前我作过校对，现在又作一次校对，使我沉浸于回忆中。寒风之夜，李园四周，万壑松涛在响。西侧一室，橘黄的灯焰摇晃着，父亲在灯下一笔一笔认真地写这本书稿。四十多年了。”落款是“钱钟霞校读后记，一九八五年元月于武昌”。

这也是一篇好文章，到底是钱钟书的妹妹啊！

图片说明：

1．钱钟书赠钟叔河《山斋凉夜》诗（摄影：王平）

2．钱钟书致钟叔河信（摄影：王平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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